Anthropic 祭出全新治理架构：重新定义 AI 公司的资本规则 - LOL下注

曾担任OpenAI研究副总裁的Dario Amodei联合创立了Anthropic，这家公司凭借Claude大模型跻身全球顶级AI企业之列。

Anthropic即将进行IPO的消息传出后，多数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它的收入增速、模型能力以及万亿估值预期上。很少有人注意到它这套与硅谷常规模式截然不同的治理结构安排。

这并不奇怪，硅谷科技公司上市时，控制权的玩法通常有固定模板，大多是AB股双层股权结构，将投票权牢牢掌握在创始人手中。

Anthropic没有采用传统模式，而是选择了公共利益公司叠加长期独立信托的架构。

这样一来，Anthropic的权力既不掌握在创始人手中，也不在投资人手中，而是交给一群不持股、不分红的外部受托人，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在这份受托人名单中。

这套设计冲击了资本市场延续多年的底层共识：上市公司，本应优先保障股东回报。

但当AI安全、公共使命的优先级被提升到资本收益之上时，二级市场该如何定价？

投资人手中的股权价值，是否已经悄然打了折扣？这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法律问题，而是Anthropic此次上市摆在华尔街面前的实际考验。

它的后续走向，也将为所有准备上市的大模型公司留下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本。

双层架构拆解：信托掌握真正权力

在美国资本市场，绝大多数科技企业采用传统商业公司形式，即C Corp。

对于这类传统公司，法律有一项硬性要求：管理层和董事会在做重大决策时，首要目标必须是让股东获得更多收益。如果管理层出于安全、社会影响等因素，放弃短期高额利润，股东完全可以起诉董事会，要求赔偿。

公共利益公司同样是盈利企业，可以正常融资、发放股权，未来也能上市分红，与普通商业公司一样参与市场竞争。

它最核心的变化，是改写了董事会的法律责任。

Anthropic的整套治理架构由两层体系叠加而成。一层是作为法律载体的公共利益公司，另一层是掌握实际控制权的长期利益信托，二者结合，构成了这套非常特殊的约束机制。

在PBC的规则下，管理层在做决定时，不必一味优先追求股东收益，可以合法地将公共安全、社会影响纳入权衡范围。

AI公司治理路线迥异：Anthropic选择折中路线

实际上，这种企业形式并非Anthropic首创。户外品牌Patagonia、众筹平台Kickstarter、冰淇淋品牌Ben & Jerry’s，都早早采用了PBC架构。

放眼全球顶级AI赛道，头部企业在公司架构选择上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，以OpenAI、Anthropic、xAI三家为例，差异尤为显著。

明星公司OpenAI对外商业化运营的主体，注册身份同样是PBC。OpenAI采用特殊架构：非营利基金会居于顶层掌握控制权，下设盈利子公司开展商业化，以此约束资本逐利行为。

与OpenAI相比，Anthropic的路线更为折中。二者看似都是为了限制资本，但底层架构存在本质区别。

OpenAI顶层是非营利基金会；而Anthropic主体仍是盈利属性的公共利益公司。

Anthropic只是将公司控制权剥离出来，交给独立信托的外部受托人。OpenAI基金会直接持有股权，Anthropic的信托并不持有股份，只掌握投票控制权。

2023年，埃隆·马斯克创立xAI，初衷便是对标OpenAI。这家公司曾短暂注册为PBC，之后却选择放弃，转回普通商业公司架构。

xAI卸下这套附加的使命约束，所有决策围绕商业增长展开，资本操作灵活，扩张速度不受制度限制，安全底线依靠企业自律，没有来自法律和信托层面的硬性约束。

Anthropic卡在两者之间。它保留市场化融资通道，不会像OpenAI那样被非营利主体束缚手脚；同时依托独立信托这套机制，将安全使命转化为硬约束，减少资本短期化冲动压倒长期风险管控的可能。

Anthropic试图平衡两件难以兼容的事：商业扩张的自由度，以及AI技术附带的公共责任。

这种分化，隐藏着行业底层分歧：超级大模型，究竟是一门普通生意，还是带有基础设施属性、自带公共风险的技术？不同的判断，催生了完全不同的公司制度。

为什么大模型公司如此重视企业责任性？

实际上，大模型的技术风险具有很强的外溢性，如果盲目推进商业化，会衍生一系列社会层面风险。

如果采用普通商业公司的治理框架，资本很容易倒逼管理层，为了短期财报表现放开模型权限、落地高风险业务。PBC从法律层面给董事会留出了空间，允许其将AI安全置于短期利润之上。

但Anthropic判断，仅有PBC并不足够。PBC只能在法律上保护董事会，却难以阻止股东或创始人在巨大商业诱惑下调整发展方向。为此，公司额外增设了LTBT长期独立信托，构建起双重约束机制。

PBC仅仅是法律载体，单凭它无法实现对资本的约束。真正掌握实权、也最富争议的，是LTBT长期利益信托。

受托人团队由外部遴选的专家构成，不持有Anthropic股权，无法享受上市增值，也不参与企业分红，酬劳仅用于覆盖时间成本。

受托人拥有两项核心权力：其一，有权更换董事会多数成员，掌握人事层面的核心话语权；其二，当公司发生大额非常规举债、出售半数以上股权、转让达到阈值的核心AI模型等重大交易时，必须提前五天向信托报备。

不少商事法律学者研究相关条款后指出，这五天报备并非简单通知，落地后会形成软性否决权。

一旦信托质疑交易存在安全隐患，就可以通过人事任免、持续施压等方式阻止交易落地。

这与AB股模式存在本质差异：AB股依靠创始人掌握高投票权，权力仍保留在公司内部；而Anthropic将这项核心权力，交给了独立于股东与创始团队之外的第三方。

长期壁垒和不可避免的估值折价

Anthropic的架构，相当于提前让渡出一部分股东天然的权利。

这套架构，已经在机构内部形成完全对立的两种看法，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容忍度差别尤其明显。

看多的逻辑很清晰。信托作为第三方守门人，能够避免硅谷公司常见的控制权争斗、创始人与投资方的内耗，保障战略连续性。

在全球AI监管持续收紧的趋势中，自带安全约束的治理结构，本身就是一层合规护城河。资本很难倒逼团队为了季度报表去冒技术风险，研发投入、安全评估这类慢变量，能够持续获得资源。

一级市场的机构，更愿意为这种长期叙事买单。二级市场的顾虑同样现实，也是未来股价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。

最核心的矛盾，是股东权利出现结构性稀释。投资者买入股票，却很难对足以改变公司命运的交易施加影响。

重大事项的开关，掌握在一群不对股东负责的受托人手中。一旦信托基于安全理由否决一笔可以带来巨大收益的并购、授权方案，股东只能被动接受这个结果，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。

传统尽调，可以核算收入、毛利率、竞争格局，但市场无法针对受托人的主观判断搭建估值模型。

这里催生了一个绕不开的悖论：公司拥有顶级的技术、高速增长的业务，集齐高成长标的的全部特质，但股权承载的权利并不完整。市场最终会针对这部分权利缺损，给出折价。

一级市场押注长期空间，可以容纳这个折价；二级市场资金大多带有明确的考核周期，对这种不确定的治理风险，态度天然更谨慎。

这层认知差，会贯穿Anthropic上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定价博弈。

一场面向全行业的治理试验，考验还在后面

放到更长周期看，这件事的意义，已经超越了Anthropic本身的IPO成败。

短期来看，AI行情热度足够高，稀缺性会盖过治理上的争议，发行大概率能够顺利完成，认购需求不愁。

进入中期，随着上市之后股价波动、重大交易陆续落地，信托权力过大、规则不透明的讨论会反复出现。一旦受托人的决策与投资人利益形成正面冲突，股东诉讼、机构调仓、估值重估，都是可以预见的剧情。

拉长时间线，它的示范效应不容低估。全球监管对AI安全的要求只会持续收紧，只靠企业自律、依托创始人个人约束的模式，支撑力会慢慢下降。

如果Anthropic这套机制能够平稳运行，在商业扩张和风险管控之间稳住平衡，它有机会成为头部大模型企业的新范本。

资本市场运行百年，根基建立在股东至上的逻辑之上。一轮又一轮技术浪潮重塑产品和商业模式，这套治理底层逻辑很少迎来实质性挑战。

AI有所不同，它的风险溢出、社会影响力，是互联网、半导体赛道不曾具备的。旧的资本规则，未必适配这项新技术。

我们当下正在见证一场缓慢的制度磨合。资本要不要为公共安全让出一部分权力，商业收益和长期风险如何权衡，行业暂时没有标准答案。

Anthropic借着这次IPO，替整个行业试错。这场试验最终走向何方，不仅关联这家公司的股价故事，也会定义未来巨型AI企业，该以什么样的姿态，走进公开资本市场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华尔街科技眼”，作者：杜杰，编辑：cc孙聪颖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